中国人为什么越来越不会说汉语zt

当汉语踌躇满志地出门远行之时，我们是否打算让英语来替我们看守家门？
            　
  　三年前，北京高考作文题目是《说“安”》，在许多人赞扬这个题目出得好并往“和谐社会”的大帽子上靠时，也有来自编辑家不同的声音出现。一位多年从事编辑出版的人士说，“安”是个词素，不是词，词素只有与另一个词素组合起来才有意义，比如“安全”、“安定”等等。他愤愤地说，说“安”我还可以说成是“安全套”啊。
    难道不是汉语教育出了问题？复旦大学的一次汉语比赛上，让外国留学生拿了冠军，这只能说明，人家在某种程度上比我们更精通汉语。这把中国人惹急了，可那是你自己不争气。
    面对这一汉语教育与研究的危机，中国人不是没考虑过。三年前中国首次进行了“国家职业汉语能力测试”，虽然，这仅仅是为求职而设立的一个证书。汉语不过关，将会找不到工作。反过来想，要是没有那么多汉语不过关的人，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中国人找工作还要汉语技能考核，只能说明，在学校所受的教育出问题了。
    曾经有这样一件事，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要求自己孩子在家里只允许用英语交流，有一次客人来访，孩子用汉语说了句“吃饭了”，结果遭到父亲一记耳光。孩子因说汉语而获罪。最绝的是，客人回家后还以此为榜样：“看看别人的孩子是怎么学英语的？”
    幼儿园都快成双语了，从中学就开始重视数理化，到大学就搞专业了。汉语教育越来越弱势。除非你大学进了中文系，但毕业找工作是个问题。许多人都抱有同样的看法：汉语还需要学，这辈子不都在说吗？甚至于中文系的学生自己也同样认为，大学中文系学不了什么新东西？

正是基于对汉语的优越感，才使中国人的汉语水平日渐滑坡。学者薛涌去美国学习之前，曾经想当然地认为，对于中国研究，美国学者肯定比中国学者占有的资料少，他们的长处应该是理论上的。但他随后就发现错了，美国人占有的资料远远超过了中国人的想象。
    最好的汉学研究不在中国，而是在日本；把汉学传统发扬光大也不在中国，而是在韩国；最好的汉史学家也不在中国，而是在美国。汉语言的版图重心正在漂移。

汉语之危机
            　

　　中国人从未想过向汉语说道歉，也没有什么负罪感。对汉语的认识上，也有三派观点：一派认为，汉语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语言，这是汉语优势论；一派认为，汉语不如其他民族语言，这是汉语劣势论；一派认为，汉语与其他语言各有优劣，这是汉语中庸论。
    学者毛喻原是汉语劣势论者，他著文《论汉语的险境和诡谬》，称“如果不改变汉语精神意旨的方向，不变换它思想语用的策略，不替换它生物位格的定势，那么，它的结局注定是悲惨的”。他认为这种悲惨在于：仅在汉文化的生活圈子内，它才可能成为一种大语种；而就世界文化传统的大范围而言，它最多只能算作是一种标准的少数民族语言。
    而大部分人都只是混混沌沌，用世俗的方式过日子说话去。或者，干脆把汉语作为一门“游戏”，文字游戏、网络游戏、语言暴力皆这样产生而来。从不会说话到有话不好好说，一个人一辈子的光阴就过去了三分之一。专栏作家伊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说都不会话了》，痛数当今话语恶俗病症。
  美国人曾经对自己的语言痛下治手，发起了“只学英语运动”。20世纪50年代前苏联人造卫星上天，给美国造成巨大震动。当时的美国教育界面对“彼得上天了，约翰怎么办？”的严峻形势，提出了对教育现状进行全面改革的主张。“改革”造成的后果是灾难性的。由于只强调把自然科学知识教给学生，而忽略了语文基础知识的学习和基本写作技能的训练，许多学校甚至停止了传统的语法课、文学课、作文课，导致整个美国语文教学质量严重下降，学生语文水平之低，写作能力之差，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语文教师郑北京撰文介绍说，当时，在语文方面，有2300万美国人是半文盲，他们阅读能力低下，只能读一些诸如招牌、商标上最简单的文字；入学的大学生几乎不能写一篇通顺的文章；商业部门抱怨年轻人连一张申请卡都不会填；全国性的报纸杂志不敢录用30岁以下的人做编辑，因为他们的语法可能一窍不通；受过高等教育的经理竟写不完整一张便条；政府的许多雇员乃至科学工作者都须补习写作——其实，这同样是当今部分中国人面临的状况，因为广大农村有相当多的未脱贫族，原因则是受不到良好教育。

美国教育官员尖锐指出：我们的问题不是没有培养优秀的作家，而是没有把普通民众的写作水平提高到可以胜任一项工作的程度。一场“写作危机”跨时20年，荒废了几代美国人的学业，整个美利坚共和国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但美国人是认真的，也是务实的，提出了“语文教育回到基础去”，从此美国的基础教育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郑北京最担心的是，中国的母语教育是否未引起重视呢？

汉语的自我完善之途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汉语的疲软、危难和机缘。任何汉语世界小众里的事件，只要它跟汉语思想的时代精神相关，就能够迅速地为公众瞩目。
    “假日经济”、“中国人的权利”、“胡温新政”、“亲民善治”，等等，这些民生民权一类的新词牵动了一个民族的神经，因为它关乎我们的现代转型能否完成，我们的生命状态能否走向完善。足够多的媒体把汉语的当代教化现状报道出来了，网络媒体的介入，甚至使高考语文成为我们评议的热点之一，因为它联系了我们的青春少时和民族社会新的人类，它联系了我们的过去和未来。
  但遗憾的是，汉语跟它的世界一样仍处于不确定的状态里，无论对汉语的历史，还是对汉语的当代和未来功用，我们都缺乏最低限度的共识。这导致今天的我们仍在极度的自卑和极度的自傲中受尽煎熬，我们要么骨子里殖民，要么骨子里夜郎，至小的螺蛳壳做成至大的道场。
    这种遗憾首先是来自现代汉语世界的遗憾，历史学家和改革家们都同意，这一遗憾是“全面滞后”的等义词。由西语开启的伟大的现代转型，将一切语言纳入其中，比较、服务、属人，汉语世界的生存和发展状态，一再证实了“因信称义”、“因名称义”的虚妄，它倒是坐实了“语言为存在之家”的品质。

无论汉语曾有怎样的辉煌，如果我们不能激活这一语言，不能使这一语言温暖人、关怀人、洞明人生世界，汉语就仍只是一种死去的语言，至多是一个小语种、一种方言。人们会像弃置旧衣一样弃置汉语，人们不会再以汉语为思维血脉和精神指向。汉语在东方就会失去至尊地位，会有“新东方”和新人类来回应世界的发展，来命名世界。我们的汉语在今天遭遇的正是这样的尴尬局面。
  文明的现代转型首先在于语言的自新，中国的现代转型已跨三个世纪，最近的一次冲刺也有近三十年，汉语却少有在文学、哲学、历史学、法学、心理学等诸多领域实现关怀。汉语世界确实处于变动之中，未来和现在的一切都不确定，有待探索。但汉语少有探索。直到今天，我们仍不清楚，我们的祖国和母语在文明世界里的真实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