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怀沙

文怀沙：重视女性才算一流才子


      他，一生爱美女，为爱情“三月三闭关”；他，20多年来以宾馆为家，看淡生老病死。他就是性情中人、国学大师文怀沙。近日，文怀沙接受记者采访，就他对待爱情、对待生活、对待生死的态度谈了看法 。

　　轻视妇女的就是“臭男人”

　　文怀沙一生爱美女，他集王世鼐、卢纶等人的 诗句而成的名世警策就是“夕照临窗起暗尘，强梳稀发着纶巾。老来犹剩双行泪，半为苍生半美人。”研究了一辈子的楚辞、一辈子的屈原，文怀沙不但人生观、价值观以屈子为参照，甚至连爱情也向屈原学习。在他看来，屈原离骚篇章以芳草而喻美人，以女性为中心，张扬母性情结，这才是第一流的诗人；轻视妇女的就是“臭男人”，这样的诗人也只能算二流。

　　文怀沙认为美女分美人和佳人两种，“美人爱的是男人强健的身体，而佳人爱的是男人智慧的大脑。”这两点有区别，虞姬与卓文君也因此而不同。

　　每次爱都爱得很真诚

　　文怀沙认为，世界上最痛苦的莫过于两件事，一个叫生离，一个叫死别，这些年来，生离死别这种经验太多了，但是他还没有失去敏感，他不像梁山伯与祝英台那般从一而终，但是他每次爱都爱得很真诚。

　　谈到爱情，文怀沙的“三月三闭关”堪称绝世经典。抗战时，文怀沙在四川认识了一个好女孩，因为对方家庭的反对，女孩最后为他殉情自杀了。文怀沙说，当时他的封建思想特别重，他和这位女友并没有双宿双栖过，但自此以后六十多年，每到三月三，他就要“闭关”，闭门谢客，用以纪念这位女友，数十年来从未有一次间断。

　　20多年来以宾馆为家

　　在北京一家宾馆，文怀沙和他的老伴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文怀沙说：“这里从老总到门卫、服务员，从花匠到卫生员，个个和我关系都很好。我一进门，大家的眼睛都看着我，我一走路，他们都想来搀我，我就说，我又不是七老八十，但是我是带着感激。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在旅馆里头，我已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很舒服。”

　　尝遍所有的酸甜苦辣，能够活到九十几岁的人早已看淡了生死。“人生只是世上的匆匆过客，何必非占有一幢房屋不可。住在酒店，最合乎旅人的身份。买房干什么，人到最后都只能住在一个小盒子里。人生就是住宾馆，长恨此生非我有——这个身体也不是我的，我能住旅馆就很好了。”文老的豁达、洒脱跃然而出。

来源：华商报

国学大师 文怀沙 汶川地震 若无折难 哪得千秋?

    资料图：国学大师文怀沙。中新社发 金城 摄

　　端午节来临之际，当今国学界泰斗人物、有着当代“活屈原”之称的文怀沙接受了采访。谈及端午节，文老表示这个节日体现了中国人宁可站着死也不肯跪着生的奋斗精神；对于国学热，他表示继承传统不是开倒车；而对于地震灾害，他表示我们有得是压不垮的英雄人民。
　　　端午节在屈原前就有了
　　作为新增的法定节假日，今年端午节(6月8日)将放假一天，文怀沙告诉记者，端午节实际上在屈原之前就已经有了。“端午节最早起源于古代对龙的图腾崇拜，中国人成功以蛇为原型创造了龙。龙能大能小、能屈能伸，行运时可呼风唤雨，兴雷电，脆弱时可如蚯蚓入地，蜕无形。中国人以龙为父，因此端午节自古便有赛龙舟的传统。”
　　关于屈原与端午的联系，文怀沙说，屈原的死赋予端午节更多人文思想含义，端午节后来成为人们纪念屈原的节日，人们以此认识到生存的理由看得比生存本身更重要，因此端午节也是太阳的节日、战斗的节日，它体现了中国人宁可站着死也不肯跪着生的奋斗精神。
　　　国学热不是无条件接受历史
　　文老最近忙于倾力推动国学市场化的发展。文怀沙认为，对于现代商品社会而言，最重要的是钱，而中国传统文化则让中国人更爱面子。钱与面子有时会是冲突的，“对于生存和发展而言，钱很重要，不可不要，穷酸注定不能发展，但面子也不能不要，于是屈原的《离骚》给我们的启示是，人应该在要脸的前提下勇敢地要钱。”文怀沙说，让国学服务于市场的用意正是如此。
　　究竟国学市场化是否意味着可以无条件的国学热，评价于丹等年轻学者评说论语的现象，文怀沙说，继承传统不是开倒车，我对古代传统的总结是“正、清、和”，即强调继承中国的正气、清气、和气，强调吸取儒家、道家、释家之长，继往开来并非让孩子跟着无条件背诵三字经，孩子需要有自己快乐的童年。
　　　谈汶川地震：
　　“若无折难，哪得千秋？”
　　“汶川地震让我们心爱的人民遭难了，我们应该为倚靠智慧和冷静渡过难关的幸存者，及那些投入到抗震救灾的英雄们‘赞’。屈原《招魂》中有云‘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以此为遇难者‘奠’。当前我们不仅要救灾，更要重建家园。我将我的作品捐献出来拍卖，并把款项献给了压不垮的英雄人民。但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希望更多人献一点爱心。多难兴邦，不幸本身能产生强大的力量，若无折难，哪得千秋？”屈原有《国殇》流传后世，文怀沙被称为当代“屈原”和国学大师，如今国殇当前，文老在谈及中华民族该如何面对灾难和苦难时，深情地说。(柳建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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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晓岚是有才华的奴才

    这套只发行1000套的国学文典《四部文明》共计200册，收录古籍原著1560余种，18200余册，总计1.4亿字，有望今年8月上市。文怀沙表示，《四部文明》的目的是“为中国文明聚原典，为子孙后代存信史”，此举被外界认为是“叫板”《四库全书》，文怀沙却公开表示：“我不是‘叫板’，而是要‘炮打’纪晓岚！”

    文老认为：文化人有两种，一种是奴隶，一种是奴才。奴隶有自己的思想，有反抗性，而奴才只会阿谀奉承。司马迁是才高八斗的奴隶，而纪晓岚则是才华横溢的奴才。至于纪晓岚是如何的奴才，文怀沙向大家深入浅出地娓娓道来，讲述中数次被掌声打断。其间还夹杂普通话、扬州话、重庆话、英语、日语等多语种凸显博学多才的本色。他说：“《四库全书》是在乾隆的亲自指挥下，以纪晓岚为首的一帮奴才们，为了维护满清统治对中国古籍进行的一次全面的清剿。”文怀沙称，他不服老，自称只有49公岁，他勉励当代中国文人，“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要继往开来，但不能继随地吐痰之往，不能开艾滋病之来。”说完，全场大笑。

    诸子之中当有“西子”

    演讲中，文老多次谈到“女人”的话题，说到女性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他认为，孔子对妇女有歧视——“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诸子百家中更没有提过女人。他说，“女人本身没有缺点，那些骂街泼妇的陋习，全是后天被社会扭曲的。”文老表明了这样的观点，社会的文明和进步，也要有女人在其中的社会地位。都说东、西、南、北湖，是按方位命名，但西湖不一样，西湖又叫西子湖，西子就是西施，她是我们崇拜的女性！他告诉记者，自己将亲自编撰一本《先秦七子》，其中包括孔子、老子、墨子、庄子、孟子、屈子和西子，他说:“诸子为什么没有西子？这完全是对女性的歧视嘛！中国有四大美女，我最欣赏的是西施。越王勾践为了消灭吴国，就把西施献给了吴王夫差。西施忍辱负重，跟了吴王，但她明白自己的使命，最后吴国灭亡西施回乡。难道她还不够伟大吗？”演讲中，文老毫不掩饰自己对女性的爱。其间，文老还对一位提问的漂亮女记者开玩笑说，“我有一个女朋友，也和你同岁！很不错啊！”

    于丹书里中国味不够浓

    记者问文怀沙，如何看待现如今某些人提倡的穿汉服、过汉节、建孔子书院等。文老笑了笑:“我从来不提倡那样做，形式上的东西，没有内心真实的感受重要！我们要懂得国家和民族的文明，不是形式上能解决的。我反而更倡导大家学习一些新鲜的东西，这样才有助于年轻人的进步啊！”而对于时下流行的小学生重读四书五经，文怀沙却直率反对：这种教条性地学习传统文化完全没必要，在中小学课本中选录优秀的四书五经的文章是好事，但不经选择盲目地让孩子学四书五经就是开历史的倒车。

    记者问对《百家讲坛》热播有何看法，文老则有自己的观点：“节目不错，你们说的于丹和易中天也在讲话中赞美我，我很高兴。但对于丹出的书，我倒是觉得中国味不够浓！”

    我永远都是“华籍华人”

    文老谈起他长寿的秘诀说：“要有宽广的胸怀，因为生命是短暂的，即使活100岁，也只有3万多天，为什么要去计较呢？”文老告诉记者，“对死亡，我很坦然，我还选好了墓址。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想的，我就是离不开中国。我曾去美国的大学做报告，人家让我入美国籍，这样就变为‘美籍华人’了。可我不愿意，我没有全球化的胸怀，我热爱中国，热爱中国文明，我永远都是‘华籍华人’！”

    文老回忆起过去那段牢狱的日子时，他也丝毫没有显出任何忌讳和痛苦。他感叹自己那段日子，同时透露，在那期间还被查出患有肝癌。文老说，他很反对抽烟。文老还不忘幽了一默:“曾有人送了我两箱烟，我不抽，看谁是坏人，我不喜欢就送他两条。但要是我朋友，哪怕他和我打架我也不许他抽烟。烟的利税如此之高，相当于养了一支国家军队，所以，让那些瘾君子们去做贡献吧!”文老说:“《夕阳红》曾请我去做节目，我说不去，我又不是夕阳！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啊！”文老的话再次赢得现场的热烈掌声。（蔡震）

最厚的书

与最短的文章

●《四部文明》前前后后全部加起来是600卷，45000万字。这是我50多年的心血。

●我编《四部文明》的目的，就是“为中国文明聚原典，为子孙后代存信史”。

●“正、清、和”三个字连在一起，就是反对邪、浊、戾。

说起德高望重的文老，人们似乎很难用一句话来描述他在学界的身份。

有人说，他是楚辞专家，因为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与郭沫若等人一起进行屈原诗歌的研究，并出版了著名的《屈原集》。

也有人说他是红学专家，因为他几十年来潜心研究《红楼梦》，发表了许多有分量的文章。

而中医也是他的一专，早年曾在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任教授。

他还是著名的书法家，他的字体独树一帜，广受好评，备受青睐。

这天上午，面对我们，已届98岁高龄的文怀沙，挺括的西式衬衫、领带之外，罩一件中式蓝布衣裳，洒脱地对自己的成就加以“小结”：“我的生平也好，思想也罢，可以说是‘非陌非阡，不衫不履，有中有西’。杂乱无章得很哪！”

而这些“杂乱无章”中，使他晚年最得意的是两件事―――编了一部最厚的书，写了一篇最短的文章。

最厚的书，有一套就陈列在文怀沙的书房里，整整两面墙都被占去，《四部文明》的烫金大字赫然印在每一卷书的书脊上。

按照时间顺序，文怀沙把这洋洋洒洒的鸿篇巨制分成“前四部文明”和“后四部文明”。前四部为《商周文明卷》、《秦汉文明卷》、《魏晋南北朝文明卷》、《隋唐文明卷》，共200卷，收录古籍1560余种；后四部还在编纂中，收录宋、元、明、清的典籍。

“前前后后全部加起来是600卷，45000万字。这是我50多年的心血。”

仅听文老说这些数字，就使我们如听闻一桩“传奇”。

传奇，活生生。

文老说，50多年前，一位老前辈同他谈话，启发他把清朝纪晓岚编的《四库全书》做了一番研究，发现它把汉文化旧的经典作了篡改。《四库全书》的要害在于从爱新觉罗的视角来修史，凡是典籍文献里不利于爱新觉罗王朝的都加以篡改。“那它就是‘奴才文化’的代表了，这是对中国古籍进行的最大规模的歪曲、篡改、阉割以至毁灭。”

有了这个结论之后，文怀沙忧患重重，萌生了扶正文化之根的想法。时至十多年前，他发了宏愿，定要编成一套《四部文明》。他说：“我编《四部文明》的目的，就是‘为中国文明聚原典，为子孙后代存信史’。”

编辑工作开始之初，因为该书不在国家出版计划之列，没有经费，文老和7位老学者带着几位志同道合的青年，白手起家，开始了古籍收集、整理工作。

他笑称刚开始编书时很寒酸：“乾隆皇帝发工资，请了200多人编《四库全书》，我们只有8个‘老弱病残’。”

此时，国家图书馆伸出了援助之手。文怀沙的一位朋友慷慨借助270万元，才使这项工作得以继续下去。

文怀沙的这份执著使得《四部文明》终于被列入国家出版计划，为了保证学术水平，编委会又延聘了十多位国内外著名的隋唐史专家，共同参与这一大型断代文化工程，以“择善存真”为准则，兼寓“拨乱反正”之旨归。在编纂上，以“罕见”与“实用”并举，衡量古今，斟酌取舍，一书均排出先后多种版本，比较异同，最终选定最善之本。

苦心孤诣，历时十余年，《四部文明》终于全部问世。

谈起这部旷世巨著，文老说：“要在速成的时代里，转向对艰辛的思考与品位的召唤，并不容易。这部书努力的方向是将已然浮躁的社会心理，引向历史的思辨，并借机勾画一份有益的中华文化地图。”他随即叹道，“不幸的是，当今大行其道的是引导人们放弃要历经艰难才能获得的快乐，去追求那种容易获得的、到处可见的乐趣。”

他又认真地补充说：“限于水平，书中肯定留下了许多有待高明加以匡正的地方。”

为学者的虚怀与忧思，是对悠悠数千年中华文明的致敬。

自然地，文老由厚及薄，聊起了他那“最短的”得意之作―――《文子三十三字箴言》。

全文正文仅3个字，就是“正清和”，注解共30字，即：“孔子尚正气，老子尚清气，释迦尚和气。东方大道其在贯通并弘扬斯三气也。”

这是文怀沙晚年自创的哲学。

他阐述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基本上由儒、道、释三部分组成。‘正’是孔子伦理观念的第一步，即内心无愧、精神上的健康和丰满。《礼记·大学》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治其家；欲治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孔子思想的出发点是‘正’。”

“老子哲学思想的核心是‘清’，‘清’的对立面是‘浊’。老子强调扬清激浊，按照自然规律来建立社会秩序，使人性回归自然宁静、相互纯真、无欲不争、无为而无不为，最终实现天下大治。”

“儒家也讲‘和’，道家也讲‘和’，讲‘和’讲得最好的是释家。释迦用和气扫除戾气，释迦是佛家，佛教弟子叫和尚，和尚者，尚和也。他推崇的是一个‘和’字，这个字意可推广衍生为‘一切众生皆平等’。和为贵，和就是和谐。”

“‘正、清、和’三个字连在一起，就是反对邪、浊、戾。”

接着，文老又打趣起来：“老子写过《道德经》，一共5235个字，可谓言简意赅。而我这本33个字的书却比《道德经》的零头还少。我这33个字打印出来只要一页纸，可操作起来就麻烦了。我打算请100个书法家来写这3个字，再请100个画家来画，山水、人物、花鸟都可以，画他们各自对‘正清和’的理解。”

说罢，文老哈哈大笑。

问他这些思想从何而来，他谦逊道：“关键是内心要有真诚的土地。不管为人或是为学，我们都要有这样一片土地。”

真诚的土地上，生长出一个真诚的文怀沙。

求人不如求己

求己不如求学

●天一亮苍蝇都飞进来了，把你叮醒，不是闻鸡起舞，是“闻蝇起舞”。

●焦菊隐留字条给文怀沙：怀沙，抽屉里还有×元×角，你拿去买“锅盔”吃。

●在短短一个多月里，他就写出了哪怕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人也能轻松读懂的《屈原集》。

●余嘉锡先生对他说：“见识加学识，叫知识，‘知’之高明者曰‘智’。你是我心目中罕见的‘智识分子’。”

1910年，文怀沙出生在北京西城外鬼门关胡同的一户平民家庭，祖籍湖南。父亲是国民党的军官，母亲在别人家做工挣得一些微薄的薪水。

在文怀沙儿时，家境并不宽裕。在他的印象中，到了天热时，蚊蝇特别多，要先点香熏蚊子，熏完了以后把门关严。

“早上想早起怎么办，那时候闹钟这些东西用不起，就有一个办法，把窗户打开。打开干什么呢，天一亮苍蝇都飞进来了，把你叮醒，不是闻鸡起舞，是‘闻蝇起舞’。”

忆起童年，常常放声朗笑的文老竟说自己曾经是个忧郁的孩子：“我9岁就失眠，我是一个冬天生的小孩，从小就有点忧郁。小小年纪不跟别的小朋友玩。而且我妈妈是一个老病号，每天都熬药吃，我回忆到童年，就像进入一个很阴森的梦。”

“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学”，这句少年文怀沙笃信的古话，驱走了阴冷的梦，带他去追寻真诚。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着迷于一些艰深的、连大人都很少看的书。到了十一二岁时，已能有模有样地背诵《离骚》。儿时莫名的喜爱，悄然引领他走上了学术之路。

文怀沙从踏上社会的那一天起，就把自己定位为一名文学青年。但在当时，他却是一个从来没有任何学历的人。直到有一天，正在上海寻求生存机会的他，无意中听说章太炎在苏州开办了一所章氏国学讲习会。就在当天，他乘火车从上海赶到了苏州求学。

虽没有受过正式的学堂教育，但文怀沙早慧，自18岁起就在国立女师学院、上海剧专执教。解放后还曾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美术学院等国内多所大学任教。

1953年，文怀沙迎来了自己学术上的里程碑。

“二战”后，为了反思这次战争带给人类的灾难，17个国家的75位著名人士联合发起举办“世界保卫和平大会”。

那一年，大会为纪念中国爱国诗人屈原、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法国作家拉伯雷斯、古巴作家马蒂4位文化名人，决定在莫斯科举行一次会议。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由于特殊的政治原因，还没有在联合国获得一席之地。为了呼应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争取国际地位，文化部决定由郭沫若、游国恩、郑振铎、文怀沙等人组成“屈原研究小组”，并将屈原的作品整理成集，以白话文的形式出版发行。

时年43岁的文怀沙，在短短一个多月里，就写出了哪怕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人也能轻松读懂的《屈原集》，《九歌今绎》、《九章今绎》、《离骚今绎》、《招魂今绎》相继出版，在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奠定了文怀沙在楚辞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新中国楚辞研究第一人”之称从此流传。

在文怀沙的成长之路上，有许多文化名人给予深情的助推。

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各种革命文学团体盛行一时，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是1909年由柳亚子与陈去病、高天梅发起成立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南社。当时的南社与同盟会互为犄角，一文一武共助国民革命。能够被南社认可并且接受，是当时的文学青年梦寐以求的事。这时的文怀沙投师无门，就在最绝望的时候写了一首诗，寄给当时担任南社社长的柳亚子。

柳亚子赏识文怀沙飞扬的文采，开始时常与年仅20岁的文怀沙通信，使青年文怀沙颇为得意了一阵。

1944年夏天，文怀沙在重庆任教时，因为与许多进步人士呼吁废除党禁，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并在《新华日报》头版的《对时局宣言》上签了字，所以被学校解聘而失业。

文怀沙失业后，住进同在重庆城里的好友焦菊隐临时租住的小屋里，两人挤一张小木板床，分吃只够一人充饥的一日三餐。虽然焦菊隐在欧洲留过学，回国还办过戏校，但抗战期间，这位大戏剧家生活极为困苦。作家林斤澜在他俩空空荡荡、没一样值钱东西的屋里，见到焦菊隐留给文怀沙的字条：怀沙，抽屉里还有×元×角，你拿去买“锅盔”吃（“锅盔”是无油盐芝麻最便宜的川式烧饼）。

也是在那段时期，爱国激情高涨的文怀沙愤笔写下一首小诗，发表在《新华日报》上：“残山星月黯，剩水漏更长。隔岸繁灯火，光辉不渡江。”

诗作一经发表，即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柳亚子担心起文怀沙。

柳亚子当时正住在于中央大学外语系任教授的儿子柳无忌家里，他特地把文怀沙叫到沙坪坝，劝他斗争要讲策略，要善于保护自己。因为他知道文怀沙曾因写反对国民党腐败的文章在皖南被捕。出狱后到重庆，他仍然是满腔怒火，无论在酒馆或是茶楼，都敢破口大骂国民党。柳亚子为他的侠肝义胆和铮铮正气所感动，写下一首诗赠他：“抱石怀沙事可伤，千秋余意尚旁皇，希文忧乐关天下，莫但哀时作国殇。”以此告诫文怀沙，不仅要抛弃一切属于个人的忧乐，而且要学会机智斗争。

抗战后期，郭沫若先生也住在重庆，他的别居在市郊赖家桥，这个地方既可防空袭又是避暑的好地方，文怀沙常常到郭沫若家住上几天。当时郭沫若50多岁，文怀沙30岁出头。郭沫若没架子，喜欢年轻人，他们平等地讨论时局，研究诗文，探讨个人的感情世界。郭沫若对文怀沙十分关心，无论在旧社会找工作或后来走向革命，他都热情而又责无旁贷地充当文怀沙的介绍人。郭沫若有时事忙，就让文怀沙代为修改文章；他给文怀沙写字、写信一律称“怀沙兄”，眷顾之情可见一斑。

文怀沙说起另一位师长余嘉锡，内心的澎湃悄然表露―――

“50多年前，我的好朋友、北大著名教授周祖谟先生把我写的一篇短文，拿给他的老岳丈余嘉锡先生看，余嘉锡先生很喜欢。他当时虽是中风后不久，身体非常不好，却执意要来看我。那是一个冬天的晚上，非常冷。他说，他在写一本书，是关于《四库全书》问题的。他说，我做不完这个工作了，但将来一定要有一本这样的书，是贯穿学识与知识的。见识加学识，叫知识。虽然你还不到四十岁，但是，我从你的这篇文章里看到你充满知识的闪光，‘知’之高明者曰‘智’。你是我心目中罕见的‘智识分子’……”

说着，文怀沙面对我们朗声念起了《四部文明缘起》一文，“正是这位老纯儒不可磨灭的感召力，助我渡一切苦厄，乃至老来也不敢懈怠，遂立志修纂《四部文明》……”

我们看到，在《四部文明》的扉页上，赫然印着：“慎终追远，心念旧恩”。

幸福是对痛苦的认识

●祸福相倚，能够欣赏痛苦，人生道路上必然会坦然面对一切。

●人一旦失去生命，痛苦也失去了。所以疼得最厉害的时候我高兴，为什么高兴？我还活着！

●内心不要养个汉奸，跟客观世界的不幸里应外合。

●世界上最痛苦的莫过于两件事，一个叫生离，一个叫死别，这些年来，生离死别的经验太多了，但是我还没有失去敏感。

回首自己走过的近一个世纪岁月，一路上的幸与不幸，文怀沙早已看开。

历数人生坎坷，文老笑道:“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好事不能让一个人全占了。痛苦未必不是上天赐予的一种特殊的财富。感受痛苦，面对痛苦也不难，难的是在接受痛苦的同时，学会欣赏痛苦。做到这一点需要大彻大悟。祸福相倚，能够欣赏痛苦，人生道路上必然会坦然面对一切。”

在文怀沙看来，幸福是对痛苦的认识。

1958年，毛主席到十三陵水库视察。这是文怀沙生平第一次近距离见到这位历史伟人。

当时，吴玉璋把才华横溢的文怀沙带上会议主席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正准备为十三陵水库题字。“我见拿来的毛笔还没有开胶，便用嘴含开；没有预备研墨水，我便顺手拿了瓶汽水代水研了墨。毛主席挥毫写下‘十三陵水库’五个大字。”文老谈起往事，如同昨日。

就是在这次短暂相见时，文怀沙凡心未泯，觉得毛主席高大、亲切，竟不自觉地凑到他身边挺直了胸想和毛主席比比个儿，“可无论我怎么挺，还是比主席矮。”

文怀沙的这一稚气举动当时没人在意，“倒是后来我在与毛主席合影的照片旁边写下了‘欲与天公试比高’的句子，给自己留下了‘罪证’，招致厄运……”

“文革”中，文怀沙因“恶毒攻击旗手”两度被捕入狱，十年失去自由，那些日子的苦楚可想而知。

但身陷囹圄的文怀沙依然秉性耿直，常常直言不讳。一天，在学习报纸上发表的“最高指示”时，他发现《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最后一句话“难道不是发人深醒的吗”的“醒”字错了，应该是“省”。

“我的监室是20多人的大号，我对着那些有文化的、没文化的、听得懂的、听不懂的犯人们说：毛主席是人不是神，既然是人，就不可能不出错。‘深’就是沉，可以沉睡，怎么可以沉醒？所以这个‘深醒’是错别字，应该是‘深省’。”

“后来，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发表了，其中提到两个共青团员，他把‘共青团员’写成了‘共青团团’。我又犯了忌，挑出了这个错。不过，我认为这是笔误，毛主席日理万机，不可能不出错。多伟大的人也会有错误，这说明他是有血有肉的人。”

虽然因如此这般而接连遭难，但文怀沙出狱之后，仍然在每年的12月26日到纪念堂去悼念毛主席。他说：“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内心一直有一种自卑感和屈辱感。直到1949年我亲耳听到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这种自卑和屈辱感才随着眼泪一下子流出来。从那天开始，我觉得自己腰板直了。”

在“文革”中，像文怀沙这样耿直、天真的人，总免不了多吃些苦头。尤其是，文怀沙在狱中还患了肝病，经监狱医院检查确诊为肝癌。

“那个时候肚子大了，有腹水，做肝穿刺。诊断我为肝癌，医生说活不久了。于是有人有点幸灾乐祸地说，文怀沙你不要呲毛了，活不久了。你晓得不晓得，你是晚期的肝癌！听了这番话，我一开始觉得疼得不得了，然后就突然笑起来了，人家以为我神经错乱了，其实是我理解了人生的痛苦。”文怀沙回忆说，“我这个人怕死，还怕疼，人一旦失去生命，痛苦也失去了。所以疼得最厉害的时候我高兴，为什么高兴？我还活着！”

于是，他高兴地躺在床上背诵诗书，闭上眼睛把书中内容构思成一幅幅活动画面，配上画外音。旁人都以为他在无奈地等死，他却欣喜地发现自己是个天才编剧家，兴之所至把唐朝故事串连到宋朝，忙着创造独自闭目欣赏的“电影”，觉得妙不可言。

身体能动弹后，他每天勤奋地扫院子、扫厕所，边扫边背诵《离骚》，沉醉在忘我意境中，直到大汗如洗。这样过了两三月，肝腹水消失了，病症好转。

医生对文怀沙死里逃生颇感莫名。文怀沙笑道：“医者，意也。我用的是心疗法。外面急风暴雨，我心里一片祥和。”他还用幽默的比喻道出这个秘诀：“内心不要养个汉奸，跟客观世界的不幸里应外合。”

文怀沙一生中经历的坎坷、挫折无数，却依然活得真诚。他说:“一个男人一定要坚强、刚毅、豁达，要充满智慧，还应肝胆相照，刚直不阿。敢爱，能爱，去爱，这样的男人可以依靠，可以信赖。”

六十多年前，一位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姑娘爱上了文怀沙。有一天姑娘彻夜未归，次日回家后，母亲和身为产科医生的姨母闻到她身上残留的烟味，就断定这个女孩子一定失身了，于是破口大骂文怀沙是流氓，边骂边把姑娘捆起来进行妇科检查，结果证明：姑娘与文怀沙没有猜想中的行为。

姑娘悲愤至极，留下一纸遗书，愤然服毒自杀了。

那天是3月3日。

这场情感的风波，让文怀沙深感痛楚，从此以后的数十年间，他每年都要在3月3日这一天，闭关，不进食，取消一切娱乐，独自在房间里忏悔。

“我也说不清楚她为什么会进入到我的生命中，也没有想到她会有这样的结局，留给我一辈子的无尽相思！”忆起年轻时的情爱，文老动情地对我们说：“年轻的时候往往不懂爱情，常常忽略了爱我们和我们所爱的人，等我们懂得爱情的时候，所爱的人已经不在了……”

“世界上最痛苦的莫过于两件事，一个叫生离，一个叫死别，这些年来，生离死别这种经验太多了，但是我还没有失去敏感。”面对生离死别之痛，文老仍旧豁达，时不时地，他都要去“咂摸咂摸那个苦味”，从人生的苦里头，尝出幸福的味道。

中华文化

是“母亲文化”

●黄昏时候的树叶拖得再长，也离不开树根；漂泊的人走得再远，也走不出母亲的爱心。

●用唯利是图的功利心态去培养下一代，那就是自取灭亡。

●“风”是中华民族的共性，以孔子为代表。“骚”是中华民族的个性，以屈原为代表。

●我不赞成无条件、无制约地复古。对于“国学热”，我觉得需要冷静一点，不是什么东西一热就好。

在客厅正对沙发的一面墙上，顶天立地“晾着”一副刚写完不久的对联：地老天荒不忘一部中华史，山呼海啸齐唱千秋正气歌。

豪迈之中，有年近百岁的老人对中华文化的拳拳珍爱。

文老从对联讲到了中华文化。他说：“中华文化发端于黄河，黄河是母亲河，可以说，中华文化是‘母亲文化’。”

“母亲对儿女的影响有时候大于父亲对儿女的影响。生孩子很痛苦，但更不容易的是养育孩子。孟母择邻而居，岳母刺字，徐母骂曹，这些母性的规范虽有消极的东西，但积极的仍是大部分。”

说着，文老如吟诗一般道出一句：“黄昏时候的树叶拖得再长，也离不开树根；漂泊的人走得再远，也走不出母亲的爱心。”

继而，文老又对中华文化作出独特的评述：“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中华文化有两个系统，一个叫‘风’，一个叫‘骚’。‘风’是中华民族的共性，以孔子为代表。‘骚’是中华民族的个性，以屈原为代表。共性是你是中国人，个性就是你是你妈妈的孩子。”

文老直言，他爱母亲更甚于爱父亲。“英语把祖国称作Motherland（母亲的土地）而非Fatherland（父亲的土地），其实，这其中埋伏着一种生命的感情回归。”

他又拿孔子和出生在河南的老子作对比。

孔子曾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孔子对妇女有歧视。说女人不好养，那是因为女人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女人与生俱来的优点，就是母爱，如果说她们有缺点，也是封建社会强加给她们的。中国的文化里头，老子是把妇女摆在前面的，阴阳，阴在前阳在后，西方人叫Lady First，女士优先。中华文化的希望，我看是要看女性的地位之提高，要就位，阴阳就位。”

文老说得兴起，博古通今，谈天说地起来：“前一段时间我去河南演讲，我说，骂河南就是骂娘。为什么？因为河南可说是中原文化的发源地，是‘母亲文化’源头，要认识中国，就要认识河南。河南是产生诗人杜甫的地方，是产生文学家韩愈的地方，是出现老庄的地方，是出现张仲景的地方，孔夫子也是河南人，怎么能瞧不起河南呢？”

谈起当今社会的“国学热”，作为国学大师的文老直抒忧虑：“现在让孩子读四书五经，这简直是开玩笑，我小时候苦头吃够了。有一个孩子写了一首诗：‘畏书如畏虎，秦皇烧不尽，留得后人苦。’你怎么忍心让你的孩子背四书五经呢？我是舍不得的。要用爱心去培养下一代，用唯利是图的功利心态去培养下一代，那就是自取灭亡。”

在文怀沙看来，普及传统文化是有很多学问的，也可以尝试多种渠道。他也关注央视《百家讲坛》，觉得易中天的《品三国》把历史通俗化，挺浅显，但这种浅未必薄，讲得有趣了，人们愿意听了，才能真正起到普及的作用。

“我们尊重历史、尊重传统，不等于开倒车，普及是要在正确引导下的普及，不能太随意。”文老说，“现在的青少年是在网络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对我们的传统文化缺乏了解，这就需要对他们做一些引导。但是，我不赞成无条件、无制约地复古。对于‘国学热’，我觉得需要冷静一点，不是什么东西一热就好。”

由“母亲文化”谈到“国学热”，文老兴致勃勃。这时秘书李之柔递过一杯水，请口若悬河的文老稍事休息，他给我们讲了一段与中华文化传承有关的趣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湖南省打算整修岳阳楼，请著名女作家丁玲写《新岳阳楼记》，欲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争辉。为了这件事，丁玲特意找文怀沙商量。文怀沙鼓励她：“你要鼓干劲，争上游。范仲淹的原文不过344个字，稿费还不够吃一顿饭的，现在时代不同了，你理应后来居上。”丁玲苦笑着说：“问题是超越那传诵千年的警句不容易哦！”

“那也没有什么了不得，”文老微微一笑，道破天机：“说得好听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警句，就是脱胎于诸葛亮所说的‘有难则以身先之，有乐则以身后之’；再可以推到战国时代荀子所说的‘劳苦之事则争先，饶乐之事则能让’；还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老子的‘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近似的意思不是在相因相承中溯源长达1000多年吗？”文老说古论今侃侃而谈：“采用语言，犹如解释生活，因境遇而异，因主观情趣而异，因思想境界而异。归根结底，因作者的品质与文学素养而异罢了。有什么不能超越的？”……

文老放下水杯，接着说：“文化是有传承的，文化也需要传承。你要知道今天，你就要知道历史。但是人不可能回到历史中去，如果你蒙昧于历史，那么对现实也就会看不清楚。这是通古今之辨的。如果要割断历史，那是更残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