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与佛教文化

2　语言是研究文化的一把钥匙

　　佛教自从在中国取得合法地位后，通过佛典翻译，僧人们日趋众多，加之寺院修建的普及，就以前所未有的新奇形式和内容，在魏晋南北朝长期动荡的社会里发展起来。   
　　苏渊雷先生说；“不论哪一种文化发展到了最高阶段，就必然向外流转。”又说：“任何一种外来文化都要在同本国情况较适应的气候条件下，才能得以植根、生长、演化。”佛教作为一个完全不同质素的语言文化系统，已在中土深深植根、结果。乃至佛教在印度本土从7世纪起历遭法难而至11世纪惨绝之时，中国已成为国际上佛教文化的中心，这种文化现象的移植充分显示了佛教在东土的结果：中国佛教化。   
　　佛教，它本属于完全不同质素的语言文化系统，历经两千年漫长岁月，经过探索、依附、冲撞、改造、适应、融合的种种阶段，深深地渗透到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与中国传统文化互相影响、吸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古代的哲学、历史、语言、文学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语言是研究文化的一把钥匙。佛教东渐来到中土，在中国传播逾两千年的岁月中，既然已与汉文化相融合，并成为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自然与汉文化的载体——汉字，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为全面深入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必须研究佛教文化对汉民族语言文化的影响。   
　　根据我们的初步研究表明，佛教文化对汉语言文化的影响主要反映在语言、语汇和语法等几个方面，其中语汇和语法方面变化尤为明显。为此，本文将着重论述这两方面的变化。

3　佛教的传播促进了汉语的发展

　　究竟什么是“文化”，古今中外，人们不断地讨论这个问题，却难以得到一个公认的提法。现代社会中的“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不同的场合“文化”的适用度均不相同。资料表明，中外有关文化的定义多达260多种。我国的学者简要地概括为八个字：文化，即自然的人化。   
　　语言是一种文化形态，这已经是文化人类学家的共识。语言和文化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而产生的，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中国古代文献中虽然没有关于语言起源的记载，但是，关于文字产生的传说却充满了神奇的色彩。例如：
   
　　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本经训》）   
　　仓帝史皇氏，名颉，姓侯冈，龙颜侈哆，四目灵光，实有睿德，生而能书……。（《汉学堂丛书•春秋纬元命苞》）   
　　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韩非子•五蠹》）
   
　　以上几种传说把苍颉描绘成一个能体现神意的杰出人物，文字是神意传授给苍颉后产生的。   
　　由此我们认识到，语言从一开始就同文化结下了密不可分的缘分。它也充分证明，人类在创造语言的同时也创造了文化。   
　　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中国文化史上，主要存在着佛、道两种宗教，其中除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教派外，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就是佛教。所谓宗教的传播对汉语的影响，实际上是指外来宗教传入中国后带来的外族语言的影响，这种伴随着宗教传播而来的外族语言影响是文化接触的产物，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语言。印度佛教传入我国以来，我国人民在语言文化方面受到很大影响，至今，我们还可以在汉语词汇和句法方面找到佛教文化影响的痕迹来。   
　　据学者们的初步研究，进一步表明，佛教词语伴随着佛教文化的输入、弘传而在汉语里渗透、发展，形成了佛教语言文化圈。   
　　何为文化圈？文化圈是文化传播形成的文化场。我们把它用圆圈来表示，并给它分成三层：内、中、外。而佛教语言文化圈大抵包括这三个层次，它们是：内层佛语、教义及理论；中层佛语、佛教制度、仪轨语言；外层佛语、佛教寺院及佛像语言。佛教语言文化圈有三个明显的特点：鲜明的宗教社团性、佛理的深奥性、佛教词语符合汉语的构成性。   
　　由于本文探讨的是汉字与佛教文化的关系，所以下面我们着重研究佛教语言文化圈的第三个特点，即佛教词语如何符合汉语构成性的问题。

4　汉语词汇的变化

　　汉语的翻译史表明，我国大批吸收外来音译词，盖始自佛教的传入。佛教词语均来自印度的梵文和巴利文。对汉民族来说，一种陌生的外来文化，音译是重要的对译方法，它的特点是简易、快捷。除此之外，那就是音译加意译，以及意译这三种方法来翻译佛经。   
　　4.1　音译词   
　　音译词也称“借词”，指汉语里把梵语（佛经母语）中的词连音带义都接受过来。在汉语音译词中，汉字是记音符号，汉语中有大量的梵语借词。例如：

　　梵文词        译词            词义
  　Sarīra　      舍利        原指释迦牟尼遗体焚烧之后结成珠状的东西，后泛指德行较高的和尚死后烧剩的骨头。
　　Pāramita    　波罗密多      达彼岸、究竟
　　Adibudaha    阿提佛陀      初觉者、第一觉者
　　Bhikchuni    比丘尼        女僧、尼姑

4.2　半音半译词——梵汉合成词   
　　词汇由词组成，词由词素构成。汉语的语素绝大部分是单音节的。它们不单用的时候是构词成分，单用时候就是词。由于许多单音节语素能独立成词，而语素和语素又能相当自由地复合成词，这就使汉语构词具有很大的灵活性。梵汉合成词即一个词由两部分组成：一半音译，一半意译，这种词反映了汉语在吸收外来语中“半音半译”的造词方法。这种词我们称它为梵汉合成词，它具有汉语词汇的构成特点。   
　　例如：佛，梵文Buddha，音译佛陀、浮图、浮头等。据季羡林先生考证：浮屠的来源是大夏文中与梵文Buddha的对应字，两个音字，佛的来源是伊朗语族的文字中与Buddha的对应字，只一音节。浮屠先传进中国，佛则后，故浮屠与佛来源不一，时有先后。   
　　梵汉合成词有下面3种情况：   
　　1)音译加汉语语素构成双音词。例如：佛经、佛像、佛土、佛门、佛祖、佛事、佛身、佛法、佛骨。   
　　2)汉语语素加音译合成词。   
　　a.卧佛（偏正结构）：据说释迦牟尼佛祖临终时，右胁而卧，向弟子们嘱后事，安然涅槃。故后多有卧佛像。卧佛是汉语构词法中附加与被附加关系。   
　　b.念佛（动宾结构）：思念佛的形象和功德，或念颂佛的名号。净土宗以为一心念佛可以不生情欲，有助于达到解脱或死后往生佛国：西方极方世界。念佛是汉语构词法中支配与被支配关系。   
　　c.欢喜佛（偏正结构）：藏传佛教密宗本尊神。即佛教中的欲天，爱神。作男、女二人裸身相抱之形。欢喜佛是汉语构词法中修饰限制与被修饰限制关系。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佛是一个音译词，其本义为觉者、智者。汉译佛经中常以佛同其他汉语语素组成复合词，这种复合词的构成，正与汉语偏正式的构词方式相同。汉语中偏正词组的主要特点是：一是词与词之间地位不平等，有主有从；偏为从，正为主。因此，词的顺序不能变动；二是其结构关系可以靠语序体现，也可以用结构助词“的”和“地”表示。

3)新造译字加汉语词汇。
   
　　佛教文化语言既有其独特的宗教文化性，又具有其汉语构成的共性。这即是说，汉语在吸收佛教文化的同时，既容纳了许多音译借词，同时，又改造或更新了许多佛教借词，使之汉语化，我们称之为佛化汉字、佛化汉词。这种梵汉合成词成为汉语词汇的一部分。例如：   
　　a.塔：梵文塔婆(stūpa)之节译，词义是宝塔、庙、坟，亦魏晋后专造新字。《说文》曰：西域浮屠也。但《说文》本无其字。《翻译名义集》卷7《寺塔坛幢篇》：“《说文》字，徐铉新加，云‘西域浮屠也。’”《说文新附》：“塔，西域浮屠也。从土，答声。”王玉树拈字：“塔字诸书所无，惟见于葛洪《字苑》，是晋以前尚无此字也。”郑珍新附考：“塔字，初亦止借鞈，齐梁间乃有塔字，葛洪始收之。”（注：《汉语大字典》（第1卷）。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第460页。）由此可知，汉语中原来没有塔字，它是魏晋以后专门造出的。在此之前，人们翻译梵文Stūpa时，有的按音译作窣堵波、私偷簸、佛图、浮屠等，有的按意译作方坟、圆冢、灵庙等。当时的塔字与佛教并无关系。直到佛祖释迦牟尼故世，窣堵波才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由于佛教信徒无法再向佛祖的真身顶礼膜拜，所以便转向佛的遗骨——埋葬佛骨的窣堵波拜谒，以表示自己对佛的信仰和虔诚。佛教的传播，大抵有两种形式，一是利用佛经传播，一是利用实物传播。利用实物，佛塔是最突出的形象，因此，佛教传入中国时，佛塔是传播佛教顶好的实物广告。有比较才有鉴别。印度半圆式的窣堵波，就是埋葬尸骨的坟冢。尸骨，梵文写作Sarīra，音译为舍利。与我国古代高大的木构宫殿相比，实在是相形见绌，不足以供奉丈六金身的佛舍利。因此，汉明帝时修建了中国第一座佛塔——洛阳白马寺浮屠，采用了与我国传统的楼阁相结合的方式，把窣堵波抬高到顶上，变成了刹。中平五年到初平四年（188～193年）在徐州建的浮屠寺塔，也是下为重楼阁道，顶上垂铜盘九重。中国古建筑中原有的高楼是统治阶级相互夸耀豪华的象征，也是传说中神仙的住所。秦始皇、汉武帝都修建过高楼台榭，以迎候仙人。用这种建筑来尊佛——这种比仙人还要高深莫测的神圣，当然再合适不过的了——这就是当时出现塔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佛教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塔也中国化了，并逐渐融入我国汉语的词汇中，塔已经成为汉语的常用词，并以“塔”为词根，再造了许多新的合成词。例如：灯塔、水塔、石塔、木塔、砖塔、宝塔、金字塔、喇嘛塔、藏式塔、纪念塔、金刚宝塔、北海白塔、雷锋宝塔。   
　　b.僧：佛教名词，梵文Samgha，音译作“僧迦”。简称“僧”，即僧团，一般4人以上方可称“僧迦”。僧，形声字，从人，曾声，这种造字法是很恰当的。《说文》未收此字，而《玉篇》《广韵》均已收此新造字。《广韵》“登十节”曰：“僧，沙门也。梵音僧迦。苏增切。”在汉语中，由“僧”组成的新词不胜枚举。例如：僧寺、僧户、僧房、僧宇、僧舍、僧院、僧衣、僧袍、僧鞋、僧袜、僧帽、僧巾、僧徒、僧侣、僧众、僧籍、僧家、僧团、僧王、僧主、僧统、僧官、僧纲、僧正。

4.3　意译词   
　　何为意译词？所谓意译词，就是根据某种语言词语的意义译成另一种语言的词语；指抛开了外语词原有的语音形式，而用汉语的构词材料，据汉语的构词方法创造一个新词，以表示新的概念。佛教词语大多数是通过意译的途径产生的。例如：有情、法宝、世界、天堂、地狱、真理等，其中一部分产生了引申义，成了汉语里的通用词。   
　　利用已有的词素构造新词是词汇丰富的主要手段。这样造出来的新词，即使词的内容是外来的，但是，因为它完全适合于现有的构词手段和构词方法的体系，符合语言里已经习用的模式，一旦出现之后即能够迅速传播下去。   
　　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后，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壤上，经过嫁接、生根、发芽、开花，产生了自己的独特果实，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宗教体系和语言面貌，呈现出了可谓中国式的景观和特质。由于佛教文化的传入，面对着上古汉语的强大阵势，在传习和融会过程中，由于语言和思维的差异引起了较大的变化。   
　　汉语和印度梵语不同，单音节，并非字母拼成，词组缺乏语尾变化，无所谓语格，亦缺乏文法上的各式形式变化，这样就很难通过单独的词来判断它的确切含义，而必须通过前后文的相关意思来辨别其真实意义。汉语语法的组织结构不同，直接影响到思维方式。印度佛教经过中文的翻译传播，被消融于古代汉语的思维形式中，此间，某些佛教梵文的本来面貌也就消失了，渗透到汉语词义的汪洋大海之中。下面通过实例来加以证明。

汉语中的动宾结构式俯拾皆是。所谓动宾式，指前一个词素是动词性，表示动作或行为，如：来、去、有、无……；后一个词素是名词性，表示动作行为所支配的对象。如：来这里、去西安、有人缘、无消息。佛教词语中作动宾式的动词虽然不多，但因为构词能力强，故由它们组成的动宾式佛教词语也是不计其数。例如：   
　　a.有情：梵语Sattra的意译，旧译作众生，即生存者的意思。佛家对人和一切有情识生物的通称。《成唯识论述记》卷1本：“今谈众生，有此情识，故名有情。”“有情”与“众生”两语的关系，说法不一，或谓有情指人类、诸生物。依此则草木金石、山川大地等为非情、无情。而众生则包括有情及非情二者。后转义为“有情谊”，指男女之间有恋情。如元代王实甫《西厢记》第5本第4折：“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后泛指有感情、有交情。
意译的佛教词语，充分运用了汉语的构词法，除了上面所举的动宾结构式以外，最常见的要数偏正结构式了。所谓偏正结构式，是指两个或几个词素之间有附加和被附加的关系，一个词素是中心词，另一个词素作修饰或补充，这是合成式佛教词语最多的一种形式。例如：   
　　b.法宝：“法”为梵文Dharma之意译，是佛、法、僧三宝之一。佛教中的佛（释迦牟尼）、法（佛教教义）、僧（出家修行的佛教徒）为“三宝”(triratna)，三宝中的“法”就是法宝。“法”是指引众生如实了知事物的本质、解脱生死烦恼的佛法、教法。佛法无垢清净、稀有难得、不可思议，故称法宝。《增—阿含经》说佛“三阿僧祇集法宝”，即佛经过三个大劫才证知此“法”。正如《维摩诘经•佛国品》所说，佛“集众法宝，如诲导师”。俗语中，“法宝”一词运用十分广泛。在神话小说中，称降妖伏魔的宝物为法宝。如清代李渔《蜃中楼•试术》：“蒙玉皇授我三份法宝，一来成就好事，二来降服火龙。”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我的第一个师父》：“奇怪得很，半世纪有余了，邪鬼还是这样的性情，避邪还是这样的法宝。”后比喻特别有效的工具、方法或经验。

5　成语佛源

　　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都有成语。汉语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完美语言，它有很丰富的成语。在历史的长河中，成语是汉语宝库中具有特殊形式和功能的语言材料，一直为人们所喜闻乐见。   
　　成语是长期以来经过千锤百炼和普遍流传的固定的语言形式。它具有音节整齐、结构严密、简洁精辟、意义完整等特点，是定型的词组或短语。汉语的成语大多由四个字组成，一般都有出处。有些成语从字面上一看便知，如：小题大作、后来居上。有些成语必须知道来源或典故才能懂得意思。如：一成一旅、朝三暮四、杯弓蛇影等等。   
　　随着佛教文化的传入，佛经的翻译，大量佛教词语进入汉语，形成了汉语发展史上吸收外来词语的高潮。汉语有自己的成语，但也有不少成语来自佛教文化，这样，使汉语的成语更加丰富，更加五彩斑斓。   
　　成语佛源，不胜枚举。   
　　1)一尘不染：“尘”为梵语Guna之意译。佛教把色、声、香、味、触、法称为六尘，六尘产生于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尘”有不清洁之义，即“尘境”。包括眼所对的色，鼻所对的香，耳所对的声，舌所对的味等，总称“六尘”。“六根”与“六尘”相对接触，会引发许多迷妄与烦恼。佛教主张修道的人不被六尘所玷污，叫做“一尘不染”。后来成了汉语的成语，比喻十分清洁，也比喻人的品格清高脱俗。   
　　2)回头是岸：佛教有“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意思是有罪的人好像掉进苦海，只要回过头来，决心改悔，就能爬上岸来，获得再生。释迦牟尼说法之初，便讲“苦谛”。佛教认为，众生在生死轮回中遭受种种苦报，生死之苦，茫茫无边，称为“苦海”。后来比喻做坏事的人，只要彻底悔悟，就有出路。清代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夏录四》：“业海洪波，回头是岸。”

3)味同嚼蜡，亦作“味如嚼蜡”。《楞严经》卷8：“我无欲心，应汝行事。于横陈时，味同嚼蜡。”后多指文章、说话枯燥无味，或对某事某物了无情趣。清代吴敬梓《儒林外史》第1回：“但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着性命去求他，及到手之后，味同嚼蜡。”   
　　以上这些成语的意义，随着汉语词汇的发展，一直没有多大的改变，有些成语虽然后来意义有所变化，但是，透过对它们语源的探讨，加深了我们对佛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汉语史上所起作用的认识。从这些例子不难看出，源出于佛门的成语，或因佛家宣传，加进了一些佛词引申而得；或出于佛经的一些典故使之运用广泛的俗语而成，如“一日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抑或由禅悟引申而得的，如“不因一事，不长一智”等等。这些通俗、生动的语言，都蕴含着幽默、深刻的喻义，丰富了汉语词汇的表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