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青花鬼谷子 - 2008-6-27 17:44:00
从赤峰发现的红山文化彩陶熊兽头想到的熊图腾现象13190908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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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古学家在石器时代造型艺术中发现的众多动物形象中，熊具有特殊的地位。熊和蛙、鸮等动物都是作为复活女神的化身而出现的，并不只是代表该种动物本身。换言之，史前人所崇拜的动物神往往不是单纯的自然崇拜。以熊而言，其在史前信仰之中是再生、复活之神。进入文明历史中，熊女神的各种遗留形态依然清晰 ,熊女神偶像崇拜在人形与熊形之间的对应，从伏羲和黄帝等远古祖先的名号中都有“熊”字的现象来推测，中华成文历史在开篇之前就已经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女神传统与熊图腾传统，那些圣王、先祖们名号中的“熊”符号只是对那遥远的逝去的远古时代的依稀追忆而已。借助于20世纪后期主要的考古学发现材料，我们可以站在新的高度重新审视汉字书写文明开始以后有关熊图腾、熊崇拜、熊占卜、熊禁忌的种种现象。
近二十年以来的史前考古发现表明，中国境内的北方新石器时代文化将人工制成的熊形象作为神来供奉，已经形成了相当悠久的传统。当时人制作熊神偶像的材料多种多样，有石头的、玉的、蚌壳的、泥塑的等等。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自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到5500年前的红山文化，再到4000多年前的小河沿文化，熊神偶像似乎都是作为人形的女神形象的象征对应而出现的。在赤峰地区方圆二百多平方公里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先后三次发现人工塑造的熊神偶像，而且几乎每次都是熊的形象与女神形象对应出现。出于这种集中的共性，再度有力地证明了女神崇拜与熊神崇拜的统一性、对应性。
下面举出这三种文化遗存的偶像作为例证：
例证一：林西县博物馆藏石雕卧兽，距今75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兴隆洼文化，长26厘米，高12厘米，宽16。8厘米。红色凝灰岩，质略粗松，外表有一层灰白色土沁。从表面观察，给人的印象似猪又似熊，和红山诸文化所见的同类哺乳动物造型一样，一时难以确定究竟是猪还是熊(于建设主编《红山玉器》，远方出版社2004年，第112页图片)。稍仔细地考察分析，可以看出其更加近似熊的特征，有三点证明：
其一、该兽在表现上不突出刻划其四肢，而在背部特意刻划出分明的六节脊骨，使人想到北方猎熊民族保留熊骨植的风葬方式。这种视骨头为再生之本的观念，是史前人类由来已久的生命观之体现，一直可以上溯到旧石器时代。
其二、石兽身体下方隐约刻划出的是爪，而非蹄。如收录该石兽图片的《红山玉器》一书的说明：“兽腹底部隐约可见卧爪”。我们知道猪或者野猪都是只有蹄子而没有爪子的，所以这个细部特征也暗示着兽体下熊爪的存在。
其三、兽头上耳部造型，明显呈现为熊的小耳，不是猪的大耳。
例证二：赤峰博物馆藏蚌雕熊神像。距今4870年，出土于赤峰市翁牛特旗解放营子镇的蛤蟆山，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小河沿文化。是该地区紧接在红山文化之后的原始遗存。这个造型外观明确没有争议，因此被命名为“熊形蚌饰”。雕刻这一熊偶所使用的材料是利于长久保存不易腐朽的蚌壳。与它同时发现的还有一个蚌雕人形偶像。这就再度呈现出熊神与人形女神像对应存在的关联模式。熊女神偶像崇拜在内蒙古赤峰地区形成了长达数千年的深厚传统。
例证三，
其一。便是80年代具有轰动性的红山文化祭祀遗址——辽宁建平县牛河梁女神庙的发现。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越5500年。庙中除了出土泥塑的女神像之外，还同时发现了真熊的下颚骨，以及泥塑的熊头下部残件。女神庙中出土的熊下颚骨和动物塑像残件。这些残件中有些难以辨认，有些很明确，比如熊爪和熊头！并且与泥塑的女神像对应出现。这就隐约透露出围绕着熊神偶像的一套信仰和仪式。既然是拜神的地方，怎么会出现多件熊的形象呢？莫非熊和女神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
这次考古充分发现充分表明：熊是作为史前神庙之中的尊神而受到红山先民的特殊礼遇的！熊神崇拜是一种分布广泛的古老宗教，虽然没有统一的经典却有着对于死而复活信仰的共同象征物——熊骨或者熊形像的高度关注。
其二。牛河梁出土玉玦形龙这一类型的玉雕龙从发掘出土时就一直被当作“猪龙”，后来孙守道、郭大顺等参加发掘的考古学者改变看法，又提出“熊龙”说。其理由如下：
最初将这类龙鉴定为红山文化时，也曾从猪首形象产生联想，并与亚型Ⅰ以环体的变化排列为前后演化序列。但从这类龙的头形、吻部、眼睛形状，特别是有耳无鬃等主要特征看，它同亚型Ⅰ似为两个序列。亚型Ⅱ除吻部有多道皱纹外，都非猪的特征，其短立耳、圆睛却与熊的一些特征相似。这与女神庙中泥塑龙具熊的特征正相吻合。牛河梁积石冢中还多次出土过完整的熊下颚骨，可知红山文化有祭熊的传统，故此类龙应为熊龙。
对于熊龙的认识少数学者虽然从直观上辨识出龙身上面的熊头，从而提出熊龙假说，却未能进一步理解到，熊龙和熊本身都可以充当史前女神的化身。
在我研究红山文化的十几年中收藏了很多有研究价值的藏品，能够说明和改写一些红山学术界模糊的说法和认识。其中红山文化彩陶熊兽头的实物对于研究红山时期彩陶动物形象。-----（行话叫喘气的）在崇拜祭祀活动中所起到的作用
有重大的意义，并且很重要，
这个彩陶熊兽头是由夹沙红陶烧制，底不封口，两侧有对穿眼，上画黑色条纹为装饰，一对小耳，两个条状凹眼
，并有线条丰厚的嘴唇
，口张开成嚎叫状，形态逼真凶猛，这个惊人的红山文化彩陶熊兽头的发现
，又一次有力的证明了在红山文化时期熊图腾的崇拜。
参照这些以熊或者熊头骨，熊形象为神圣的实例，有三种可能的解释：
（一）熊图腾形象的存在，代表红山人崇拜的熊神偶像；（二）代表氏族的图腾，体现着以熊为部落祖先的血缘观念；（三）代表的是熊神使者，即人与熊神沟通的中介物。
综合以上分析，可达成如下认识：在赤峰地区方圆二百多平方公里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先后三次发现人工塑造的熊神偶像，而且几乎每次都是熊的形象与女神形象对应出现。这就明确提示出中国北方史前女神宗教,熊神崇拜之间的文化关联
对于熊图腾形象的研究，牛河梁女神庙中的熊雕像残片，就是非常重要的证据，却远没有得到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学者的充分注意。究其原因，或许是这件雕塑作品过于残缺，使得艺术审美方面的分析与鉴赏难以展开；还有就是它在整个遗址出土文物中显得过于孤立，又缺少其他的相关参照物，所以根本不起眼，无法像女神头像那样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再有，出土实物的残缺再加上考古报告的不全面，使非现场挖掘的学者很难获得系统的和完整的相关信息。好在图片版的《牛河梁遗址》一书于2004年问世，其中图版20是女神庙主室出土的泥塑熊爪照片(15)。根据常识，神庙的主室一般应该是供奉主神的所在。长14.5厘米的熊爪的发现表明，这里曾经供奉着泥塑熊神偶像。只因为泥塑不易保存而损毁了，就剩下偶像的一只熊爪残件。惟一完整的女神头像是在主室西侧发现的，那么她和主室中央的熊神就该有一定的关系。是主神与其配祭之神的关系，还是互为象征的对应关系？或者像在古希腊阿提刻的阿尔忒弥丝女神庙中的情形，“祭司们披熊皮、跳熊舞祭祀”(16)。因为熊正是这位女兽主牛河梁女神庙出土的熊头和泥塑熊爪的主要象征物。
新近问世的数种红山文化玉器收藏的图册中，都著录了熊的玉雕形象，这就较有力地提示了一种在后代中原文明中失落了的文化传统，即，其核心是以熊为尊神乃至主神的史前信仰。如果这样的信仰只反映在红山文化的若干遗物和收藏品上，那还会显得说服力不足。如果在世界的新石器时代宗教遗物中能够看到较为普遍的相关旁证，那么对于反过来说明红山文化的熊崇拜将会是非常有效的参照。
先看看新近出版的红山文化玉器图册中，玉熊雕像的不约而同的呈现情况：2002年出版的柳冬青《红山文化》一书著录的玉熊有多件（第37页1件；第113页5件）。其中一件稍大的，长13厘米，高9厘米，收集于内蒙古开鲁县西拉木沦河、西辽河、老哈河的交汇地台河镇，采用一块自然风化的蛇纹石玉料雕刻而成。书中认定并命名为“熊龙玦”的玉器也多达10件(21)。2004年出版的徐强的《红山文化古玉精华》，一书著录的玉熊雕像有5件。
面对这些依然晶莹剔透的史前玉雕熊像，如何回应熊龙说并解读其文化蕴涵呢？ 如果说生命再生是史前女神信仰的神秘母性作用观念的实质，那么制造出积石冢和女神庙之建筑体系的红山人肯定也持有类似的神话观念，并且也清楚地体现在熊女神的存在之中。具体而言，就是庙宇中的泥塑熊与墓葬中的玉雕熊（龙）的相互呼应。二者同时又都对应着作为生命力之本源的女神观念。由于较为稀有的玉本身就具有神秘的生命不朽和永恒意义，用玉雕熊（龙）来确保死者的灵魂再生，用意十分明显。而庙宇之中供活人祭祀的女神，体现的是“祭如在”的形象符号，所以只用泥塑的方便材料就可以了。牛河梁的两种熊的造型材料，分别揭示出“唯玉为葬”的厚葬传统与以神尸——牌位为表象的祭祀传统的一个深远源头，确实非常耐人寻味。史前熊女神的当代解读，为红山文化“坛—庙—冢”一体化现象的解读，提供了宝贵的线索。以上种种迹象表明：失落的史前熊女神传统并没有随着文明历史的展开而销声匿迹，而是在后来时代的父权制社会意识形态中留下蛛丝马迹,不论是哪一种观念更加合理，都同样表明熊在史前人心目中并不是一般的家畜和野兽。这就再度表明熊神与人形女神像对应存在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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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以来的史前考古发现表明，中国境内的北方新石器时代文化将人工制成的熊形象作为神来供奉，已经形成了相当悠久的传统。当时人制作熊神偶像的材料多种多样，有石头的、玉的、蚌壳的、泥塑的等等。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自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到5500年前的红山文化，再到4000多年前的小河沿文化，熊神偶像似乎都是作为人形的女神形象的象征对应而出现的。在赤峰地区方圆二百多平方公里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先后三次发现人工塑造的熊神偶像，而且几乎每次都是熊的形象与女神形象对应出现。出于这种集中的共性，再度有力地证明了女神崇拜与熊神崇拜的统一性、对应性。
下面举出这三种文化遗存的偶像作为例证：
例证一：林西县博物馆藏石雕卧兽，距今75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兴隆洼文化，长26厘米，高12厘米，宽16。8厘米。红色凝灰岩，质略粗松，外表有一层灰白色土沁。从表面观察，给人的印象似猪又似熊，和红山诸文化所见的同类哺乳动物造型一样，一时难以确定究竟是猪还是熊(于建设主编《红山玉器》，远方出版社2004年，第112页图片)。稍仔细地考察分析，可以看出其更加近似熊的特征，有三点证明：
其一、该兽在表现上不突出刻划其四肢，而在背部特意刻划出分明的六节脊骨，使人想到北方猎熊民族保留熊骨植的风葬方式。这种视骨头为再生之本的观念，是史前人类由来已久的生命观之体现，一直可以上溯到旧石器时代。
其二、石兽身体下方隐约刻划出的是爪，而非蹄。如收录该石兽图片的《红山玉器》一书的说明：“兽腹底部隐约可见卧爪”。我们知道猪或者野猪都是只有蹄子而没有爪子的，所以这个细部特征也暗示着兽体下熊爪的存在。
其三、兽头上耳部造型，明显呈现为熊的小耳，不是猪的大耳。
例证二：赤峰博物馆藏蚌雕熊神像。距今4870年，出土于赤峰市翁牛特旗解放营子镇的蛤蟆山，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小河沿文化。是该地区紧接在红山文化之后的原始遗存。这个造型外观明确没有争议，因此被命名为“熊形蚌饰”。雕刻这一熊偶所使用的材料是利于长久保存不易腐朽的蚌壳。与它同时发现的还有一个蚌雕人形偶像。这就再度呈现出熊神与人形女神像对应存在的关联模式。熊女神偶像崇拜在内蒙古赤峰地区形成了长达数千年的深厚传统。
例证三，
其一。便是80年代具有轰动性的红山文化祭祀遗址——辽宁建平县牛河梁女神庙的发现。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越5500年。庙中除了出土泥塑的女神像之外，还同时发现了真熊的下颚骨，以及泥塑的熊头下部残件。女神庙中出土的熊下颚骨和动物塑像残件。这些残件中有些难以辨认，有些很明确，比如熊爪和熊头！并且与泥塑的女神像对应出现。这就隐约透露出围绕着熊神偶像的一套信仰和仪式。既然是拜神的地方，怎么会出现多件熊的形象呢？莫非熊和女神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
这次考古充分发现充分表明：熊是作为史前神庙之中的尊神而受到红山先民的特殊礼遇的！熊神崇拜是一种分布广泛的古老宗教，虽然没有统一的经典却有着对于死而复活信仰的共同象征物——熊骨或者熊形像的高度关注。
其二。牛河梁出土玉玦形龙这一类型的玉雕龙从发掘出土时就一直被当作“猪龙”，后来孙守道、郭大顺等参加发掘的考古学者改变看法，又提出“熊龙”说。其理由如下：
最初将这类龙鉴定为红山文化时，也曾从猪首形象产生联想，并与亚型Ⅰ以环体的变化排列为前后演化序列。但从这类龙的头形、吻部、眼睛形状，特别是有耳无鬃等主要特征看，它同亚型Ⅰ似为两个序列。亚型Ⅱ除吻部有多道皱纹外，都非猪的特征，其短立耳、圆睛却与熊的一些特征相似。这与女神庙中泥塑龙具熊的特征正相吻合。牛河梁积石冢中还多次出土过完整的熊下颚骨，可知红山文化有祭熊的传统，故此类龙应为熊龙。
对于熊龙的认识少数学者虽然从直观上辨识出龙身上面的熊头，从而提出熊龙假说，却未能进一步理解到，熊龙和熊本身都可以充当史前女神的化身。
在我研究红山文化的十几年中收藏了很多有研究价值的藏品，能够说明和改写一些红山学术界模糊的说法和认识。其中红山文化彩陶熊兽头的实物对于研究红山时期彩陶动物形象。-----（行话叫喘气的）在崇拜祭祀活动中所起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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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彩陶熊兽头是由夹沙红陶烧制，底不封口，两侧有对穿眼，上画黑色条纹为装饰，一对小耳，两个条状凹眼
，并有线条丰厚的嘴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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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次有力的证明了在红山文化时期熊图腾的崇拜。
参照这些以熊或者熊头骨，熊形象为神圣的实例，有三种可能的解释：
（一）熊图腾形象的存在，代表红山人崇拜的熊神偶像；（二）代表氏族的图腾，体现着以熊为部落祖先的血缘观念；（三）代表的是熊神使者，即人与熊神沟通的中介物。
综合以上分析，可达成如下认识：在赤峰地区方圆二百多平方公里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先后三次发现人工塑造的熊神偶像，而且几乎每次都是熊的形象与女神形象对应出现。这就明确提示出中国北方史前女神宗教,熊神崇拜之间的文化关联
对于熊图腾形象的研究，牛河梁女神庙中的熊雕像残片，就是非常重要的证据，却远没有得到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学者的充分注意。究其原因，或许是这件雕塑作品过于残缺，使得艺术审美方面的分析与鉴赏难以展开；还有就是它在整个遗址出土文物中显得过于孤立，又缺少其他的相关参照物，所以根本不起眼，无法像女神头像那样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再有，出土实物的残缺再加上考古报告的不全面，使非现场挖掘的学者很难获得系统的和完整的相关信息。好在图片版的《牛河梁遗址》一书于2004年问世，其中图版20是女神庙主室出土的泥塑熊爪照片(15)。根据常识，神庙的主室一般应该是供奉主神的所在。长14.5厘米的熊爪的发现表明，这里曾经供奉着泥塑熊神偶像。只因为泥塑不易保存而损毁了，就剩下偶像的一只熊爪残件。惟一完整的女神头像是在主室西侧发现的，那么她和主室中央的熊神就该有一定的关系。是主神与其配祭之神的关系，还是互为象征的对应关系？或者像在古希腊阿提刻的阿尔忒弥丝女神庙中的情形，“祭司们披熊皮、跳熊舞祭祀”(16)。因为熊正是这位女兽主牛河梁女神庙出土的熊头和泥塑熊爪的主要象征物。
新近问世的数种红山文化玉器收藏的图册中，都著录了熊的玉雕形象，这就较有力地提示了一种在后代中原文明中失落了的文化传统，即，其核心是以熊为尊神乃至主神的史前信仰。如果这样的信仰只反映在红山文化的若干遗物和收藏品上，那还会显得说服力不足。如果在世界的新石器时代宗教遗物中能够看到较为普遍的相关旁证，那么对于反过来说明红山文化的熊崇拜将会是非常有效的参照。
先看看新近出版的红山文化玉器图册中，玉熊雕像的不约而同的呈现情况：2002年出版的柳冬青《红山文化》一书著录的玉熊有多件（第37页1件；第113页5件）。其中一件稍大的，长13厘米，高9厘米，收集于内蒙古开鲁县西拉木沦河、西辽河、老哈河的交汇地台河镇，采用一块自然风化的蛇纹石玉料雕刻而成。书中认定并命名为“熊龙玦”的玉器也多达10件(21)。2004年出版的徐强的《红山文化古玉精华》，一书著录的玉熊雕像有5件。
面对这些依然晶莹剔透的史前玉雕熊像，如何回应熊龙说并解读其文化蕴涵呢？ 如果说生命再生是史前女神信仰的神秘母性作用观念的实质，那么制造出积石冢和女神庙之建筑体系的红山人肯定也持有类似的神话观念，并且也清楚地体现在熊女神的存在之中。具体而言，就是庙宇中的泥塑熊与墓葬中的玉雕熊（龙）的相互呼应。二者同时又都对应着作为生命力之本源的女神观念。由于较为稀有的玉本身就具有神秘的生命不朽和永恒意义，用玉雕熊（龙）来确保死者的灵魂再生，用意十分明显。而庙宇之中供活人祭祀的女神，体现的是“祭如在”的形象符号，所以只用泥塑的方便材料就可以了。牛河梁的两种熊的造型材料，分别揭示出“唯玉为葬”的厚葬传统与以神尸——牌位为表象的祭祀传统的一个深远源头，确实非常耐人寻味。史前熊女神的当代解读，为红山文化“坛—庙—冢”一体化现象的解读，提供了宝贵的线索。以上种种迹象表明：失落的史前熊女神传统并没有随着文明历史的展开而销声匿迹，而是在后来时代的父权制社会意识形态中留下蛛丝马迹,不论是哪一种观念更加合理，都同样表明熊在史前人心目中并不是一般的家畜和野兽。这就再度表明熊神与人形女神像对应存在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