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angzhou - 2006-12-12 17:20:00
上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全国最大的金融中心，远东国际金融中心之一，拥有庞大的金融体系和辐射到四面八方的金融网络。它聚集了大量的社会货币资本，据1946年6月统计，它的银行、钱庄的存款额占全国银行钱庄存款总额的43.5％。不仅巨额资金在这里集散、吞吐，而且全国借贷利率和金银外汇行市也以它为转移。它集中了数量众多、业务发达的各类金融机构，包括票号、钱庄、银行、信托公司、保险公司和证券交易所等。 上海金融业是在近代发展起来的。但在鸦片战争前，已有钱庄业在商业交易活动中居于重要地位，它在明末至清乾隆年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已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独立的行业。 据“内园”碑记所载，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到嘉庆元年（1796年）短短20年中，承办钱业公所事务的钱庄共有106家，1797年的碑记还有钱业公所的董事名录。 钱庄发行的庄票，从18世纪起已在市面上使用，庄票这一信用手段曾在流通领域中起了促进商品交换的作用。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侵入中国。英国的丽如银行率先于1847年在上海设立机构；到了19世纪50年代有汇隆、阿加刺、有利、麦加利4家英商银行在沪开设分支行；60年代初又出现了短暂的汇川、利生、利华、利升等4家英商银行和第一家法商法兰西银行；而那个后来居上、业务发展十分迅速、成为长期居于金融重要地位的汇丰银行也于1865年在香港建立总行后一个月即在上海设立分行。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先是成为“孤岛”，太平洋战争后，租界也成为日军的占领区。这个时候的金融业，许多大银行既在重庆另行设立总行，又在上海维持原有的总管理处，以管辖沦陷区的分支行。由于敌伪对金融机构设立的放纵，上海到抗日战争结束的前夕，银行、钱庄、信托公司分别为195家、226家和20家，为上海金融机构最多的时期。这一时期外国银行的变化也较大，他们在上海势力的消长，大体是随着该国政府在华势力的变化而变化的。
19世纪是英国银行的独霸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日、俄、法、美等国雄厚的银行相继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美两国银行势力抬头，1935年上海的27家外国银行中，日本银行即占8家；太平洋战争发生后，英、美、荷、比的15家银行被日军接管清理，日商银行遂居于独占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战败的日、德银行由国民政府银行接收后清理，英 、美、比、荷银行复业，这一时期的外国银行共为15家，其中美商5家（花旗、大通、美洲、运通、友邦）、英商4家（汇丰、麦加利、有利、沙逊）、法商2家（东方汇理、中法工商）、荷商2家（荷兰、安达）、比商1家（华比）、俄商1家（即莫斯科国民银行，它于1919年在伦敦创立，1934年在上海设立分行）。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直接经营的四行两局（即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4家银行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挟其巨大金融势力，重返上海。国民党政府对银行的控制和其自身开设银行的谋划都大大超越以往的统治者。从1935年实行币制改革开始，抗战八年中又利用独占货币发行权，进一步增强了金融垄断，官僚资本银行的存款、放款额分别占全体银行存款、放款总额的91.7%和93.3%，还掌握近9亿美元外汇和6百万盎司黄金，合计达12亿美元的“硬通货”。
1946年3月起，它在上海开放外汇市场和抛售黄金，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就消耗了外汇储备的一半和60%的黄金。随着通货膨胀的日益加剧，国民党政府的军队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内战军费成倍增加，法币发行迅速扩大，最后发行额高达663万亿元，比1937年6月增发47万倍，法币终于宣告崩溃。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决定再次实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以3百万元法币换金圆券1元。这实际是发行变相的大钞，它的崩溃更加迅速。到上海解放时止，金圆券发行额为67万亿元，增发指数为12.4万倍。如果把 持续12年的通货膨胀，包括法币阶段和金圆券阶段发行额合计起来，从1937年7月至1949年5月，通货增发1445亿倍，同期上海物价上涨36万亿倍，这就是旧中国通货膨胀惊人的天文数字。 在恶性通货膨胀下，民族资本银行的存款、放款实值，若按黄金市价折合，与战前比较显得微小可怜。由于蒋介石内部的庞大军费大部分从上海中央银行的国库局流出去，上海的私营金融业还有一些资金可以吸收；另外内地为支付沿海口岸的货款要把资金划到上海，也是金融业吸收存款的来源，因此就民族资本银行本身而论，它在全行存款中往往有40%至50%是从上海吸收的；但是它需要以20%向中央银行缴存存款准备金，又由于那时存款多属活期存款，一般银行要以30%～40%留作付现准备，它已经没有多少力量可以将资金贷放给民族工业。
那时的私营银行，实际上变成一个纯粹收支出纳和结算的机构，只能为工商企业办理收付，而已无资力对民族工业加以扶植。 到上海解放前夕，共有中外金融机构2百多家，其中官僚资本银行7家（四行两局之外，1946年又成立“中央合作金库”），省、市银行6家，其他官僚资本金融机构7家，官商合办银行5家，私营银行115家，钱庄80家，信托公司5家，外商银行15家。另外有保险公司238家，其中官僚资本24家，私人资本149家，外商资本63家，中外合资2家。 上海开埠后，由于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同时又处在不受战争破坏的租界特殊地位，凭借优越地理条件，获得经济的繁荣和金融的发展。山西商人开设的票号，鸦片战争前在上海没有一个分号，到了1884年已有24家。票号与钱庄相互为用，票号资金拆借给钱庄，使钱庄扩大了与商人和商业的联系，两者运用各自的信用工具和特长，使埠际间的商品交换无须搬运现金，可以凭借汇票和庄票进行沟通，完成异地的结算与清算。那时在上海是3种金融机构同时并存，外国资本银行居于主宰地位；钱庄因拆款关系受制于外国银行；票号虽不像钱庄那样依赖外国银行，但也无法与外国银行势力相匹敌。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人自己投资设立的银行才相继问世。第一家华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在上海建立总行。以后在上海陆续设立总行或分行的有：户部银行（后改称大清银行）、信成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信义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裕商银行、交通银行、浙江银行（即浙江实业银行的前身）等。
辛亥革命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列强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压迫，民族工商业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新设银行也就如雨后春笋般地增多起来。其中著名的有：中国银行（1912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15年）、盐业银行（1915年）、金城银行（1917年）、大陆银行（1919年）、中国实业银行（1919年）、中南银行（1921年）等。1921年后，西方列强卷土重来，民族工商业受到深重打击，但银行仍大批设立。然而这些新设银行多是资力薄弱、规模甚小、缺乏竞争力的小型银行，它们不久被陆续淘汰。 1925年发生的“五卅”反帝斗争给华商银行的发展带来了生机。这时外商银行所吸收的华人存款被大量提取，所发行的钞票被中国人民拒绝使用，库存现金不够付现，一度陷于窘境。华商银行的存款因得以大幅度增加，信誉较好的“南三行”即上海商业储蓄、浙江兴业、浙江实业三家银行和“北四行”即金城、盐业、中献、大陆四家银行的存款总额，1924年为1.4亿元，1926年增加到2.4亿元，增长67%，其中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存款增加了1倍。到1925年，外商银行、本国银行和钱庄三股金融势力（票号在辛亥革命后已被全行业淘汰）的资力有了新的变化，据统计，在总资力中，外商银行占36.7%，钱庄占22.5%，本国银行已占40.8%。随着业务的发展，资金实力的增强，华商银行业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它的代表人物在政治方面能开展对本行业有利的一些活动，在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上也有了较大的发言权。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由于当权者蒋介石与上海金融界代表人物素有联系，曾经取得了后者的巨大经济支持，以后公债的吸纳与推销又成为维系两者之间的纽带。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于1928年11月在上海成立，不久一些大型银行的总行几乎都移设到上海，同时它们又在内地广设分支机构。其中28家重要银行在内地设有629个分行，使银行的联行内部调节与资金市场上的交易供求活动相互交织，形成纵横交叉的资金融通网络。1920年～1921年间设立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量远远超过先它成立的北京证券交易所，1934年债券成交额高达47.7亿元。上海黄金市场成交量仅次于伦敦和纽约，大于法国、日本和印度。外汇市场由于汇丰等银行的巨大吞吐，成交量也居于亚洲各国的前列。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共有86家华商银行、27家外国银行、48家钱庄、6家信托公司。由于金融业的集中，资金辐射作用的广泛，金融市场成交量的巨大，上海金融中心的作用全面发挥。
中轴线 - 2006-12-25 11:57:00
tangsancai - 2007-1-12 9:37:00